吴自良院士出国留学信札档案研究
作者简介
周棉，江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贾辰飞，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摘要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政府调整了留学政策，对出国留学严格控制。吴自良秉承科学救国的理想，1943年选择自费赴美留学。出国手续牵涉到教育部、外交部、美国领事馆、平准基金会、中国航空公司等部门，困难重重。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母校国立西北工学院等部门的鼎立相助。此次留学不仅成为吴自良人生历程上一个重要转折，也为他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奠定了专业基础；研究其出国留学的曲折过程，对当今传承留学报国的传统和“两弹一星”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自良(1917-2008)为中国国家“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作为中国优秀留学生代表和著名科学家，其成就蜚声海内外。但是，对于其成功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出国留学的过程及其影响，国人却很少了解，更鲜见研究。笔者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和陕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民国时期陕西留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期间，发现了有关吴自良出国一事的多封信札档案。这些书信不仅展现了他在国难当头之际之留学报国的心愿，也展示了当时吴自良出国留学的艰难，为人们了解抗战时期的留学情况提供了佐证。
吴自良，1917年出生于浙江浦江县(今浙江金华市)，1935年考入北洋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一年后受“航空救国”热潮的影响，转入该校新成立的“航空机械系”——中国最早建立的航空系。1939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该校是抗战以后由西迁的北洋工学院等几所大学的工科合并而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但因历史及现实矛盾，成立不足一年，即被教育部下令解散。1938年7月，教育部令西北联大工科部分——主体为北洋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联合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直至1950年，除部分专业并入西安交通大学等学校外，其主体演变为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
1943年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吴自良怀揣留学报国之志，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留学，改学冶金专业。1948年获理学博士学位，留校在金属研究所从事研究。1949年“应聘到锡腊丘斯(锡林克斯)大学材料系任副主研究员”，主持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重要研究项目“软钢中阻尼和疲劳研究”。吴自良自述：在美国时“参加了1949年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了解了当时国内的真实情况，……也知道自己所学的物理冶金专业在国内是非常需要的, 回国后我会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正是留学美国这一特殊经历，使他回国后与“蘑菇云”结缘，助他完成了留学报国的夙愿。
原子弹的研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应对法西斯的疯狂侵略，美国最先开始秘密研制并获得成功，并于1945年投放于日本，以其巨大的杀伤力震慑了日本和整个法西斯阵营。抗战胜利后，为了战后建设和振大国威，中国有关部门也曾派人到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但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的不断溃败，此设想也就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不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国家的安全，中国果断作出制造“两弹一星”的决定。为此，国家组织、整合全国的科技力量，集体攻关，而制造原子弹首先成为一项特别任务而开始秘密规划、试验。就技术而言，要造原子弹，必须有高浓度的原料铀—235，而这需要提炼浓缩铀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当时这种技术只有美、英、苏极少数国家掌握，而且有关国家都严禁扩散。于是，吴自良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承担了这一重大攻关任务。吴自良时为上海冶金所新成立的第十研究室主任，他带领一个特殊小组，在信息闭塞、资料不全的条件下，从1959年开始，经过4年多的艰苦探索，终于在1963年年底攻下了“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独立掌握高浓度铀生产技术的国家，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和核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就有吴自良院士，这是对其重大贡献的褒奖与肯定。
吴自良自国立西北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后，找到了待遇较好的工作，但仍然希望出国留学深造。不过，这在抗战期间并非易事。七·七事变后，中国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便于统筹全国抗战，曾制定一系列政策规定，对出国留学加以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出国留学的政策有所放松，但战争期间的出国手续繁杂、严苛，吴自良的出国留学之路颇为曲折。
在初期申请出国无果后，1943年3月5日，吴自良与同学周德章联名致信母校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请求其帮忙赴美留学。内容如下：
景瑚院长夫子大人赐鉴：
久违教益，殊劳神驰。近闻母校校务蒸蒸日上，同学人数日见增加，此皆钧座热心校务所致，聆悉之余，不禁雀喜。生等自离母校后，即入中美飞机厂服务，但毫无建树，实有负钧座殷望。去岁缅甸撤守，中美厂遭遣散，生等即辗转来昆，入中央机器厂，目前工作尚称满意。但生等自入厂以来，深感美国近年来工业之突飞猛进，殊非在国内学习者所能望其项背，故谋出国求学之心油然而生。近曾百方筹备出国资费，幸告成功，但以教部限制学生出国之条例颇严，致使生等无法领得护照。闻目前出国学生大都假机关名义申请官员护照出国，盖官员出国护照之手续远较留学护照为便故也。生等在厂服务年限既短，自无办法向资委会方面申请官员护照。闻钧座与交通部曾部长交谊弥笃，特恳钧座转恳曾公，假以交部派遣名义赴美。是否妥当，伏乞均裁，并祈便中示复。肃此。敬请
钧安
生 吴自良、周德昌敬上
三月五日
赖琏(1900-1983)，字景瑚，祖籍福建永定，生于湖南长沙。191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39年至1944年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信函中所提到的“教部限制学生出国之条例”，指抗战爆发后教育部出台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该“办法”于1939年4月修订并正式施行。核心是服从全国抗战需求，限制留学人数。其中有两点是基本条件：“一、抗战期间，公费留学生非经特准派遣者，一律暂缓派遣；二、自费留学生，除得有国外奖学金或其他外汇补助费，足供留学期间全部费用，无须请购外汇者外，一律暂缓出国。”
按照《限制留学暂行办法》的规定，吴自良不符合出国留学的条件。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华的军事压力变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对峙阶段，中国开始考虑战后建设的需求，留学管控逐渐变松，留学派遣有限度地恢复。1943年春，《大公报》最先放出消息，提及“最近拟送派大批留学生，内定教育部及交通部各千人，赴英赴美各半”。此消息登载之后，很多学子为之振奋，吴自良的信函即在这个背景下寄出。
信函中吴自良提到出国的另一推动力是学习先进知识报效国家，即留学报国。吴自良信中提到的中美飞机厂，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大型合资企业，1934年8月投入生产，吴自良毕业后在该厂担任工程师。但是，1942年5月，这个组装生产了600余架飞机、代表了国内航空先进技术水平的工厂被日军炸毁。吴自良作为技术人员辗转到新成立的中央机器厂工作。中央机器厂是抗战期间在“工业救国”目标下筹建的工厂，建设该厂的目的也是希图在航空领域为抗战做出贡献，主要任务是满足后方工矿企业对机器设备的需求。但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封锁了中国从欧美国家进口先进设备的通道；同时，原中美飞机厂的美方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在珍珠港事件后奉召回美，留下来的中方人员在技术和学识方面不足以完成航空业发展的重任。因此，在材料和人才都缺乏的情况下，中央机器厂被迫放弃了航空业务。故吴自良这样的航空技术人才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下定决心出国学习先进知识和技术以图报国。
1943年3月10日，吴自良与同学周德章联署的信函寄送到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阅完之后给文书组留下手谕：“分别函询陈部长立夫(国府路284号)、曾部长养甫(飞来寺9号)有无办法以遂二生求学志愿。”文书组遂致函教育部与交通部。信函如下：
(一)致教育部函
立夫部长先生勋鉴：
敬恳者：兹有本院二十八年班航空系毕业生吴自良、周德章二人，拟自费赴美研究航空工程，以求深造，因限于学生出国条例，无法领得护照，敬恳吾兄赐予设法，以遂二生求学之志为感！肃者奉恳，并盼示复。顺颂
勋祺
弟 赖 教启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二)致交通部函
养甫部长吾兄勋鉴：
敬恳者：兹有本院航空系毕业生吴自良、周德章二人，拟自费赴美研究航空工程，以求深造。因学生出国限制颇严，无法领得护照，敬恳吾兄代为设法，能否假机关名义领用官员护照，以遂二生求学之志为感！专为奉恳。敬颂
勋祺，并盼回函。
弟 赖 拜启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信中的“立夫”，即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1922年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采矿系毕业。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1925年获采矿学硕士学位。时任教育部部长，对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内迁之工作，学术界多有肯定。
信中提到的另一人“养甫”，即曾养甫(1898—1969)，原名宪浩，广东平远县人，1923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深造，获矿冶工程师资格。1925年初回国，曾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1938年后任滇缅铁路督办等。比较注重实业建设，对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国际交通比较重视，有“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之誉。时任交通部部长。
吴自良的信函发出之后，交通部最先予以回复。曾养甫在回文中称：
查中央对于派员出国限制甚严，最近本部为派员出国实习请领护照亦屡遭批驳。尊嘱代吴、周二生设法领用官员护照一节，实苦爱莫能助，专此志歉，至希鉴原是幸。
不久之后，教育部也给出回复，但回函内容与交通部不同：
查吴生自良前请赴美留学已由部核准发给赴美留学证书一纸，吴生尚未来文申请，俟呈文并各项应缴证件到部，当予以注意也。
由此可见，尽管交通部婉拒了帮吴自良取得护照的请求，但此前教育部已核发了吴自良的留学证书，允许其去国外深造。教育部的这种态度，为吴自良办理后续手续提供了依据。
但是，吴自良收到教育部发放的留学证书只是第一步。按照抗战时期的规定，出国前尚需要以官价兑换出国学费，去外交部办理护照，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去航空公司购买出国机票，这些手续在战时办理殊非易事。吴自良在多方尝试无果后，再次请求母校帮忙。该校领导爱生心切，慨然应允，相关函件如下：
(三)致平准基金会函
本院二十八年班航空工程学系毕业生吴自良、周德章，现因赴美研究航空工程，业经领得教育部留学证书，敬恳贵会准予以法价兑换赴美途费及一年学费二千九百美金，以便应用。相应函达，至希查照，惠允为荷。此致
平准基金委员会昆明办事处
院长 赖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平准基金会是抗战时期为了维持中国货币的国际币值，由中美英三国特别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基金会负责外汇的管制，也承担私人外汇业务。该会刚成立时，汇率设定在20：1，即国民政府的通用货币法币20元兑换1美元。随着日军侵略的加剧，国内通货膨胀，法币一再跌落，兑换比不断加大。在上海和重庆的黑市，1942年12月法币兑美元涨到45：1，1943年12月涨到85：1。因为黑市和官价的巨大差距，普通人需要兑换美金，优先选择官价汇兑。但平准基金会外汇储备有限，对私人供给更少，且私人申请必须有担保。因此，赖琏以知名大学领导的身份致函平准基金会，实际上为吴自良做了信用担保，助其顺利兑换到留学的学费及生活费。
但这还不够，出国护照还须外交部办理，为此，赖琏又致函外交部。
(四)致外交部函
顷据本院航空工程学系毕业生吴自良称，现拟出国留学以求深造。其application已于四月初航快寄美MIT及CIT学校请发入学允许证，并经领到教育部留学证书，恳转函贵部准予发给护照等情。前来查该生向学情殷，似可允予出国，以宏造就，相应据情函达，至希查照办理，见复为荷。此致
外交部
院长 赖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护照是一个公民出国后的身份证明。中国1931年颁布的《护照条例》，将出国护照分为外交护照、官员护照和普通护照三种。其中学生出国留学属于普通护照。全面抗战爆发后，限制留学人数，护照的颁发也相应收紧。尤其是对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护照的审批和发放更为谨慎。因此，尽管吴自良拿到了留学证书和美方学校的入学许可证，但他的护照并没有拿到。为此，他在3月初给航空系主任罗明燏的信中提到：“生等为此护照事曾各方托人设法，均归失败，万请吾师本爱生等之素志，鼎立施援”，并告知罗明燏施援的方法是：“尚祈吾师转恳院长在其他机关勉为一试”。为此罗明燏转赖琏，赖琏即连续2次致函外交部，帮助吴自良成功申领到留学护照：
国立西北工学院公函(发字笫2441号)
函请核发本院航空系毕业生吴自良出国护照，以宏造就由。
国立西北工学院(签章)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据收入该档案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史料选编》注释：“国立西北工学院函请核发航空系毕业生吴自良出国护照事给外交部的公函。外交部于1943年5月30日收到”。护照领取之后，下一步需要办理签证，赖链为此事同日又2次致函美国总领事馆。
(五)致美国总领事馆函
国立西北工业学院关于吴自良周德章赴外国留学请予证明事给美国领事馆的公函
(发字笫 3630号)
查本院二十八年班航空工程学系毕业生吴自良、周德章，在校时学业操行均极优异。现拟出国赴贵国留学，以资深造。相应着其持函前往接洽，至希查照惠予证明为荷。此致
美国总领事馆
院长 赖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美国领事馆：
航空系毕业生吴自良、周德章拟赴美国留学，请查照惠予证明由。
国立西北工学院(签章)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民国时期的《中美护照签证互惠办法》颁发于1946年。在此之前，中国人持有护照出国，仍然需要到美国领事馆签署入境许可，即签证。“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美国对于各国赴美留学生从数量到质量上都设置了门槛。但是，对中国北洋大学则较为宽松。因为当时北洋大学是国内顶尖的工科大学，其学生成绩得到美国的承认。吴自良虽然是1939年在西北工学院毕业，但求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洋大学，拿到的仍是北洋大学的毕业证书。而赖琏虽然是以西北工学院院长的身份为学生担保，其实也含有前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的身份，从侧面肯定了吴自良的优秀，保证了签证的顺利出签。至此，吴自良的出国手续已经全部完成，但剩下购买机票的事也非易事，赖琏再次伸出了援手，他致函中国航空公司和航空检查站。
(六)致中国航空公司、航空检查站函
查本院二十八年班航空工程学系毕业生吴自良、周德章，现拟出国赴美留学，以资深造，敬请贵公司站惠允该生购赴印机票，以便行程，相应函达，查照为荷！
此致
中国航空公司、航空检查站
院长 赖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全面抗战时期，日军的猖狂进攻重创了中国的交通行业，尤其是中国的航空事业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43年3月，交通部与航委会合作改组欧亚航空公司为中央航空公司，担负起仅存的航线飞行任务。因为日军的封锁，由美国陆军航空队负责的“驼峰航线”成为仅存的中外空中航线。这条航线以运送抗战急需的物资为主，也运送乘客，起始点分别是印度的汀江、杜姆杜摩和中国的昆明。1943年中航投入了约20架飞机，参与航线的飞行和物资运输任务。吴自良要去美国，绕道印度是必选路线，但以当时形势，个人无法购买到极其紧张的出行机票。故此，赖琏再次给予担保，使之顺利地购买了赴印机票。
1943年底，在克服护照、资金、签证、机票的重重困难后，吴自良取道印度，进入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读研究生，师从物理冶金学家C.S Barrett教授和物理学家R.Smo luchowshi教授，并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吴自良毅然辞掉美国的工作而回国。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他投身中国的国防和科技事业，成为国家冶金材料学科的带头人，并以杰出的成就获得了“两弹一星”的功勋奖荣誉，实现了科学救国、留学报国的人生抱负。
通过以上吴自良出国留学的信札分析，本文还原了吴自良自费留学的曲折经过，也让人一窥抗战时期的社会状况，而吴自良所走的道路和取得的业绩，更给人以诸多启示和思考。
1.吴自良的报国意识与当时的思想管控
吴自良在校时攻读航空专业，毕业后从事相关的工作，出国本意也在学习航空技术。但在1943年领取留学证书后，他却被迫改变了专业方向，去美国攻读材料学。吴自良在大学一年级时所读的矿冶专业与材料专业虽然密切相关，但求学时间短暂，不足以掌握学科的基础知识。放弃擅长的领域去攻读其他专业，时间成本和努力成本都要加倍。因此，吴自良没有理由突兀转换专业。但从当时国民政府对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严格管控看，吴自良改换专业方向实为无奈之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为时局的需要，大力发展工程科学成为必需，教育部开始逐步增大各高校工科的比例，同时增加党化训导，对工程科学人才加强思想管控，航空委员会对中美飞机厂技术人员的管控即是典型体现。
航空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是由国家航空署改组而成的一个军事机构。航委会在发展中，通过各种手段招揽技术人才为之效力。1942年6月，中美飞机厂在日军的轰炸下解散后，航委会成立了昆明办事处，负责中美飞机厂人员的收容工作，前后收留了约1000多名技术人员。同年10月，昆明办事处撤销，成立了重庆临时办事处来核查员工存留问题。该处对中美飞机厂的航空技术人员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即只要按时到航委会报到，并加入国民党，航委会即可安排有关人员的后续工作问题，条件可谓优渥。吴自良身为优秀的技术人员，如能到航委会工作，在部门内即可获得出国机会。但当时航委会内国民党党风的败坏已是业内公开秘密，作为一名正直的青年大学生，吴自良面对声名不佳的航委会非常不满，不愿意将知识分子“清白做人、踏实干事”的作风与腐败的航委会挂钩，因此拒绝加入国民党，也就放弃了这个难得的工作机会。而后来航空委员会以“逾期不报到”为由将他除名，并发文通知“永不录用”，这无疑封杀了吴自良在航空领域的职业发展。一个充满了报国志向的知识分子，却不能从事热爱的专业，这不能不说是对专业人才的扼杀！但即使这样，吴自良也没有改变初衷，而是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损失航空梦换来到世界名校学习的另一个机会。
2.个人的优秀与院校的实力相互成就
吴自良是当时杰出的学子。民国时期，教育普及程度非常低，能在国内大学接受完整本科教育的人属凤毛麟角。就此而言，吴自良当属幸运，他不但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而且学习的航空专业是国内的稀有专业。在其求学阶段，国内只有7所大学开设有航空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寥寥无几。如清华大学航空工程专业，1934到1938年每年毕业生10人；1939年到1946年间，清华从专业扩建到系，从师资到招生人数都得到扩充。但即便如此，连续8届毕业生总共126人，平均每年不足16人。上海交通大学从1936年到1942年，共毕业72人，平均每年毕业9人。吴自良就读的北洋工学院是中国最早建立航空系的大学，但毕业人数也屈指可数。1939年，与他同期毕业的仅有12人，可见国内航空人才的稀少，也足见吴自良的优秀。这也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领导愿意为之推荐的重要原因。
吴自良的优秀，也反映了其就读院校的教育水平。全面抗战初期，由于日本炮火的轰炸，国内高校为保存有生力量，开始有组织地内迁西南或西北，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成立即是东部院校内迁的结果。几经波折，该院最后在陕西城固建校。该院建立之初，一片荒芜，但在艰苦的条件下，西北工学院师生心系抗战，艰苦建校，认真教学，得到较快的发展，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从1939年3月到1944年8月，西北工学院励精图治，“首先健全组织，使人尽其才，事无偏废；次整顿教务，使课程提高，考试严格，使……人格高尚；再次则充实设备，筹立工厂。繄椎轮之末备，正待逐渐完成耳。至两届毕业学生，则皆已效命邦家，绝无掫囊之士，学以致用，于义应尔也。”《申报》1941年记载，西北工学院发展三载，已有学生千余人，专业“分机械、电机、航空、土木、水利、矿冶、化工、纺织八系及矿冶研究所”，未来则要“增设工业管理系及建筑工程系”。短短几年，一个饱受战争破坏、千疮百孔的流亡学校，竟成为西北乃至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并且为国际名校所承认，为战后的国家建设培养了以吴自良为代表的精英人才。
3.融洽的师生关系与互助的校友关系
吴自良大胆写信向学校领导求助并如愿以偿，反映了从北洋大学到西北工学院延续下来的师生融洽互助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但体现在师生之间，也体现在教学管理者和学生之间。吴自良求学的1935年到1939年，工学院专任教师量少而质优，如1938年工学院共有教师44人，其中教授22人，讲师和助教22人，教授占教师总数的一半。教授们往往担负着全院基础课的教学重任，与学生的接触非常多，师生关系非常好。即使是不担任教学任务的管理层，从原北洋大学领导到后来的西北工学院领导，也都把培养学生放在首位，如北洋大学领导曾将北洋毕业生中各班前三名学生的姓名、学历、经历、现任职务及通讯地址等，记录到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以备随时联系，为之介绍适当工作或为母校聘请任教。西北工学院领导则利用自己在官场的人脉帮助学生，如为方便西北学生报考清华留美公费生，恳请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在城固设立西北考点。清华留学公费生考试简章公布后，西北工学院领导则积极鼓励本校学生参加，对已毕业学生如胡衡、张寿宝、庄文彬等报考人需要学校出具证明一事积极配合；水利部、交通部、航空委员会等部门来选拔留学人才时，都积极支持,为此受到国外大学和师生的热情肯定。并且自建校以来，从北洋大学到西北工学院一直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助亲密关系：“学校素有第二家庭之称，诸君在院四载，与师长同学莫不有深厚之情感。毕业之后，更盼持此亲爱精神，垂之永久，时时通信与保持密切之联系。”故此，吴自良在面临出国留学的难题时，自然将学院师长视为最能帮助自己的人并写信求助。
校友关系也是吴自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吴自良在北洋大学完成了主要学业，后来留学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而助他出国的赖琏、陈立夫不仅为留美出身，也是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他们与吴自良同为北洋校友。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这自然成了一种可以奥援的朋友圈。作为吴自良师长的赖琏自有提携本校学生的责任和义务，陈立夫也摆脱不了赖琏亦公亦私的“请求”。作为专业技术背景出身的官员，陈立夫了解中国教育和工业的落后而力图有所作为，在回忆中他多次提到：“我的兴趣在于科学和工程，在我出国读书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积弱的国家，它必须要科学化和现代化，才能振兴和强盛。” 因此，在抗战期间他能够着眼于战后建设，比较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留学教育，注意建设工程科技方面的学科。因此，他对母校北洋的偏爱使得北洋大学迁至西北之后，能获得教育部充裕的资金支持，经费得以“源源不断而来”。校友关系助力了西北工学院的发展，也给学子带来了益处。虽然吴自良当时仅是一名普通学子，但其相似的专业背景、求学经历和共同的校友身份，成为他们帮助吴自良求学成功的一大因素。
4.全面抗战时期留学报国精神的弘扬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留学生，最早源于容闳推动下的留美幼童。甲午海战之后，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众多有志之士走出国门，远赴日本“寻医求药”，留学生群体逐渐形成。清末民初之际，“启蒙”和“救国”成为社会的两大思潮，留学生再次担当了先行者，奔赴西方寻求真理和救国方案。民国建立之后，留学已蔚然成风。纵观其发展，这个独特的群体以自身的行为和思想，将“留学报国”发展为群体的精神内核，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吴自良即为其中的典型。
全面抗战时期，基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危难，各行各业掀起了抗战救国高潮。像吴自良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将学习先进技术，投身国家建设作为自己的理想。当时像吴自良这样有此留学报国心愿的可以说比比皆是，在23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21人曾在欧美和苏联深造。其中全面抗战时期出国留学的即有王大珩、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彭桓武、郭永怀。此外还有一些资深的留学生前辈，为了抗日救国甘当人梯，如留学美国的物理学家中央机器厂厂长王守竞，在1942—1945年就推荐了51个青年技术人员出国留学，吴自良即为其中之一。
可以说，抗战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意识得到了充分提升，全面抗战时期留学报国的精神获得了广泛的弘扬。吴自良所以能踏上留学报国之路，不但是他自身爱国精神所驱动，也与20世纪30-40年代全民抗战潮流的激荡有关，与他自幼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101)；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陕西留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5H009)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排版：张鑫瑞
复核：靳品侠
终审：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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